刘禾在《翻译的国民性：鲁迅与阿瑟·史密斯》一文中，探讨了“国民性”话语在中国近代至五四的兴起与表达。
       刘禾指出，“国民性格”首先表达的是在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情境下“民族认同”的方式，是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表达。“国民性话语”在近代中国的兴起，呼应着中国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潮。它一方面以西方为对象和参照，另一方面采取了达尔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表达，从而将中／西关系转换为新／旧关系、传统／反传统的关系。将一种民族问题、政治问题转换为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。
        刘禾通过对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材料，特别是阿瑟·史密斯(ArtherSmith)的《中国人的性格》(ChineseCharacteristic)的重新发现和再解读，透辟地梳理了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来源。刘禾指出，不但五四关于国民性的看法是以这些材料为根基的，甚至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大师罗素的名著《中国问题》(TheProb－lemofChina，一九二二)同样也是以此为根基的。然而，最具深意的却是，与五四反传统的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者们不同，罗素却是中国性格的讴歌者。语言为何会发生这种奇妙的倒转？是朝向的读者(英国／中国)的不同，还是由于所思考的语境不同？譬如在一战后思考着资本主义和“西方没落”的罗素，与急迫地需要在中国唤起现代民族国家思想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的五四人之间，国民性话语的背后表达的是怎样的世界格局的变迁？“国民性话语”仅仅是奴役第三世界的工具吗？“民族主义”仅仅是霸权主义的源起吗？现代世界的民族斗争如何采用、借助了历史的话语、知识的形式？刘禾在文章中展示了在“跨语际实践”中国民性话语所扮演的角色。
       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分析了《中国人的性格》的最早读者之一鲁迅的思想与创作。刘禾认为，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并没有简单地采用阿瑟·史密斯的视点，毋宁说鲁迅表达了中国的现代认同，或中国对现代“认同”的特殊而复杂的方式，他是在对传统／现代、西方／中国的双重反讽和批判中展开自己的思考的，鲁迅并没有像五四的其他知识者那样，一般地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语言谈论国民性问题，而是深刻地意识到国民性话语背后的民族主义内涵，这便是他在《阿Q正传》中交待阿Q的来历时所指明的，“阿Q”的名字是只好“采用了英国人的说法”的有意之笔的缘起。